传媒视角
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杨文治：
| 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杨文治： |
| 科学家的建言不可或缺 |
□本报记者 张行勇
1978年8月至1984年1月任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1月至1990年8月任所长，而今已近八旬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研究专家杨文治，向《科学时报》记者谈了对资源利用与环境建设的几点新认识。
杨文治说，《科学时报》曾先后发表两篇警示性的科学报告，其一是1993年3月12日发表的由朱济凡、漆吉昌、李文彦等3位科学家在1963年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期间所提交的一份《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二是由竺可桢等24位著名科学家署名上报，于2004年5月27日刊载的文章，标题是《一份13年前敲响警钟的报告》，该文章指的报告是1991年由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向国务院提交的《我国资源潜力、趋势与对策——关于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议》咨询报告(以下简称《建议》)。这两份报告都涉及我国资源发展战略和基本对策，一篇撰稿距今已46年，另一篇形成于1991年，距今也已18年。
杨文治强调，重温《意见》和《建议》这两篇敲响警钟的报告，至少有如下几点应该加以思考。
科学家建言的重要性
科学家的建言是国民经济决策中不可或缺的科学支撑。早在46年前，《意见》就明确指出，不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只抱着发展生产的动机，却得到破坏生产力的结果，必然引起自然界的恶性破坏。
且不说围湖造田、盲目开荒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拿环境污染来说，科学家早就呼吁在工矿发展中不能再走“先发展，后治污”的老路。但时至今日，不仅有些老企业，甚至一些新近上马的企业造成的污染仍在继续危害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置国家法律于不顾，肆意排污，造成大江大河的污染更是触目惊心。
和谐社会需要“环境公平”。我国防治污染的投资主要投到工业和城市，在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宽严失衡现象。当前，我国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提出投资4万亿元的经济计划和8%的经济增长目标，在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过程中加强资源开发与环境评估更应摆到重要位置。
两份报告提示我们，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摆脱资源危机的唯一出路。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富集，而生态环境脆弱；东部地区资源相对短缺，但生态环境较为优越，为避免在西部资源源源不断供给东部的同时，形成资源供应区与受益区之间的生态环境状况与贫富的落差，应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出发，一方面建立起区间生态补偿机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做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资源价值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黄土高原植被恢复不能违背自然规律
黄土高原在西部大开发中处于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是我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和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也是我国主要的生态脆弱地区之一。黄土高原从东南到西北天然植被呈地带性分布，依次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森林草原带、干草原带和荒漠草原带。因此植被恢复应采取如下4种模式：落叶阔叶林带为发展人工乔木林的主要地区，形成类似于天然的针阔、乔灌复层混交林的结构模式；森林草原带适合发展乔灌混交的人工林体系，形成沟谷以乔灌混交为主，梁峁坡以灌草为主的结构模式；干草原带发展以灌木林为主的人工林体系，形成稀树灌草丛结构模式；荒漠草原只能营造以耐旱沙生植物为主的小灌木。
在论及黄土高原生态脆弱性问题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地处干旱、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那部分地区。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大部分处于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带，这两个地带的土壤水分条件恰处于土壤水分补偿失调和土壤强烈干旱区。但是以往在以造林种草为主体的生态修复中，常常违背自然规律、忽视植被的地带性分布特点和水分条件的制约，政策导向失当，因而促成重林轻草、重乔轻灌的倾向，在本来不适宜造林的地区也大面积造林，而对草(灌)地只开发不建设，因而导致草地退化，沙化等生态问题加重，从而破坏了农牧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纳入基础教育
所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句国人过去引为自豪的话语，如今已有了相反的词意。“人口众多”带来的是不堪重负的各方面的需求；“地大物博”也因人口众多，使我国人均资源量在世界排序中位居百名之后，成为资源小国。这种人口与资源的态势，已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此，应当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把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内容纳入相关课程之中，使孩子们从小就对我国的人口状况、对我们的资源状况和环境状况有所了解，对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对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方面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和负有怎样的责任有所感悟，从而树立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责任感。
《科学时报》 (2009-7-16 A2 国内)